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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BSATS共享平台将行业内的主流企业集中在一起，当对同一个号码每天的呼叫次数达到5次时BSATS将会进行拦截.

其他企业再次呼叫时会被主动拒绝，通过降低“频率”减少手机用户被骚扰。

另外，针对一些对商业电话较敏感，且已经对语音或短信业务进行过投诉过的号码，东云BSATS通过业内共享的方式进行了采集

将这部分号码设定为黑名单数据库.

呼叫中心在进行外呼时，与数据库内的号码进行比对、拦截，从而避免敏感手机用户再次收到商业电话。

该理论特别强调教师作为评价者的自我导向评估过程意识。也就是说，教师课堂评价行为不仅要求教师在设计评价活动时，要结合自己以往作为学习者和教学者的经验，还要重构自己作为评价者的身份。

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对语言评价素养的认识不足。虽然评价范式在近几年中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但教师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帮助学生在终结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设计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终结性考试成绩。教师即使认识到自身的评价素养需要提升，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评价者的出题规律与意图。对于英语教师而言，能够理解并利用大规模终结性考试的成绩固然重要，但高质量的课堂评价活动对于学生高层次语言能力发展的必要性也亟须引起重视。有些教师，特别是高年级教师，由于提高学生升学率的压力较大，将自己的课堂完全变成了对各种终结性测试题的演练场，课堂基本没有针对“促学”而专门设计的形成性评价活动。此外，大部分中小学英语教师既没有足够的语言评价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接受相关培训，对于语言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技能，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教学经验。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第一，由于长期受到终结性考试的影响，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师倾向于将教学的成功定义为“学生取得更高的考试成绩”，而非“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学力评价与学业评价之间的鸿沟越发明显。第二，英语教师的评价素养受到其自身作为学习者时的经历影响。目前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才刚刚开始，原有的评价模式已经给现任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消除原有模式对他们的影响，需要各方力量的持续努力。第三，评价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评价的方式有不同的要求，要平衡各方诉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前社会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关注度非常高，而语言评价涉及教师、学生、学校、家长等不同层面，这其中有想要改变语言评价现状的教师，亦有只关心学生升学率的学校；有希望得到综合发展的学生，亦有一心只想提高孩子成绩的家长。英语教师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寻求喘息。第四，我国是考试大国，考试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考试有着相当强烈的情结。“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等传统价值观对于当代社会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